日本與臺灣之司法制度同樣繼受歐陸法系，訴訟法之基本思想系出同源，國民之法律感情亦有相似之處，則日本之相關制度應甚有研究之價值。而筆者個人先後擔任偵查、公訴檢察官，深深體會到民眾知識、生活水準隨著教育普及、無國界的網路的傳播之下，代表國家執行公權力的檢察官，不僅應謹言慎行，專業知識更應隨時進修，以便銜接社會脈動，如今司法院以推動司法改革為名，提出試行「人民觀審制度」草案，姑不論將來是否確實推行，但參考日本現行裁判員制度，已顯示其意味著國民(不止日本，臺灣亦然)對於司法機關要求，已非昔日的百依百順態度，而是用「放大鏡」在檢視司法機關，故檢察官偵查技巧更應隨著世界潮流腳步前進，不可故步自封，否則，豈止公訴檢察官於法庭活動會遭被告及辯護人之反擊(如非法監聽，譯文斷章取義，質疑搜索正當性，控訴扣押物遭調包等)外，甚至有裁判者於裁判書內指責檢察機關偵查不當之處，故在新制度來臨之前，檢察官應重新檢視偵查技巧。 又日本於平成21年(民國98年) 5月21日正式施行裁判員制度後，該國檢察 機關面對此新制度而採取因應之道，實值得我國檢察機關之參考外，另該國為避免裁判員因新聞報道而受不當影響，而考慮就電視、報紙等媒體對於刑事案件的報導，訂定新的報道方針，如禁止「偏見報道」。進一步思考，想必現行偵查檢察官之偵查行為屢於搜索或偵訊被告、相關人員後，由各偵查機關發言人對外發表之新聞稿作為，恐民眾在要求媒體禁止「偏見報道」之後，會以同一標準，要求檢察機關，故檢察機關日後應以更嚴格規定，檢視現行檢察官之偵查技巧。 故本報告不僅於研究日本裁判制度下，日本檢察官偵辦技巧之改變外，更於實務上蒐集該國國民對於裁判員制度之觀感，如隨時注意相關新聞報道(如日前發生大阪地檢特搜部之檢察官隱匿證據事件)，且實地到法院旁聽刑事案件等，藉以了解日本裁判員制度是否提升國民對於司法之信賴，或對於檢察制度有所建議，為日後我國檢察官因應人民觀審制度後加強偵查技巧之參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