由於犯罪之跨國境趨勢，犯罪所涉及之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等相關因素往往橫跨數國，其中除了外逃人犯之引渡外，舉凡司法文書之送達、物證之調閱收集或人證之訊問等所謂「狹義國際刑事司法互助」行為，均因涉及各國司法主權之故而不易實行。以我國現狀為例，有關渉外刑事案件往往需要透過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、法務部調查局等司法警察機關所參加之國際組織，或透過調查局、海關與他國之對口單位，以簽署備忘錄（Memorandum）等方式獲取所需之情資。惟所謂「情資」實際上仍與經由刑事司法互助程序獲得之「證據資料」有別，如欲將調查所得作為證據提出於法院時，則應符合法定之取證程序，並通過刑事訴訟法相關證據法則之檢驗，殆屬當然，故經由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方式取證，儼然已成為跨國境偵查犯罪之必然趨勢。繼洛克希德案之後，日本最高裁判所於角川古柯鹼案（「角川コカイン事件」）中，對於非賦予刑事免責下所作成之囑託訊問證人筆錄，明白表示肯定其證據能力之見解，由於有別於向來洛克希德案之結論，故其得以肯定證據能力之理由與要件為何，即頗值探討。因此，本文擬分析、介紹角川案之內容與相關見解，期能供作我國將來實務運作之參考。